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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20:24:03 阅读: 来源:联轴器厂家

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?

1936年6月15日,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,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“胸部X光”照。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,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,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,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。

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?

海婴先生在《父亲的死》中的《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》一节,提到鲁迅死于日本军医须藤误诊之说,虽然那已不是个新的说法。早在1949年周建人已在《人民日报》写过《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》的文章,而到了1984年,纪维周、蔡琼等更为文支持这个论点。只是也因此而引发日本人的施压,当时北京方面,在不妨碍中日邦交的状况下,自身模糊焦点,使得日本方面,做出《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》及《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》等报道,完全撇清这事件。

也因此20年来,无人再提此事,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。所幸海婴先生终于在17年后,再提出这个长埋心底的真相。有关此事件的来龙去脉,笔者已在另文阐述过,在此不多费笔墨。唯对王元化先生在本书序文中提到,“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,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,这也是一件悬案”及“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,鲁迅拒绝了”(按此或是根据海婴先生之说法),两件事提出个人的看法及事实的真相。

我们知道鲁迅是在日本学医的,只是后来“弃医从文”。他曾和医学教授藤野严九郎,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我们从鲁迅写于1926年的《藤野先生》一文,可见一斑。也因此鲁迅对于日本医生有特别的偏好,我们从《鲁迅日记》中查得,在北京时期有池田由友及山本忠孝两位日本医生。而在上海的十年中,鲁迅、许广平、周海婴看过的日本医生分别有:妇产科医师久米治彦、高山章三、菅又吉,外科医师顿宫宽(福民医院院长)、冈本繁、吉田笃二,内科医师秋田康世、松井胜冬,小儿科医师坪井芳治(周海婴的义务主治医师)。

1936年6月15日,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,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“胸部X光”照。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,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,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,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。这在鲁迅的日本好友,当时在上海开“内山书店”的内山完造的《忆鲁迅先生》文中亦有提及。总之,鲁迅与日本医师是比其他人多一层感情因素,他们很容易成为好友。(历史人物 www.lishixinzhi.com)例如石井政吉就是内山书店以鲁迅为中心的谈话会(文艺漫谈会)的一员,《鲁迅日记》中多有记载;而奥田杏花和鲁迅更有10年的交往情谊,鲁迅逝世时,就是他为鲁迅制作了面膜。另外像增田忠达,更是日本汉学专家、鲁迅研究者──增田涉(按:海婴先生在书中第一百二十二页还附有他和增田涉的合照)的父亲。试想如此状况下,鲁迅在没有实际证据下,会无缘无故换掉医生吗?

至于到日本养病一事,鲁迅原是有考虑去的。据友人黄源在《鲁迅先生》一文中说:“那时天气渐渐热起来,他本想七、八、九(按:指1936年)3个月往日本去养病。起初想到镰仓,那里须藤先生有熟人,可以就近照料,但觉得离东京太近,怕新闻记者缠。后来想到长崎,有一天我去,看见书桌上放着两本《长崎旅行案内》之类旅行指南书。但长崎没有熟人,他觉得住HOTEL太贵,住‘下宿’或租‘贷家’又太麻烦。‘那时我要一天到晚给他们(指家里的人)当翻译了。’他说。”而鲁迅在同年8月2日给茅盾的信中也说:“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。但所住之处,则尚未定。先曾决赴日本,昨忽想及,独往大家不放心,如携家族同去,则一履彼国,我即化为翻译,比在上海还要烦忙,如何休养?因此赴日之意,又复动摇,唯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,我始可超然事外,故究意如何,尚在考虑中也。”

到8月16日鲁迅给茅盾的信中,还有“转地实为必要,至少,换换空气,也是好的”的字眼,只是由肋膜及咳血之故,而有所改变。他在8月31日给茅盾的信就说:“我肺部已无大患,而肋膜还扯麻烦,未能停药;天气已经秋凉,山上海滨,反易伤风,今年的‘转地疗养’恐怕‘转’不成了。”因此海婴先生的转述“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,遭到鲁迅断然拒绝,说:‘日本我是不去的!’”的话,似乎是根据鲁迅在9月18日给许杰的信中“我并没有预备到日本去休养;但日本报上,忽然说我要去了,不知何意。中国报上如亦登载,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”。鲁迅当时有如此决然的口吻,是基于当时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,日本即将成为“全民公敌”,他此时焉有赴日就医之理呢?加上面对国内一些文坛小丑的无端攻击、毁谤,他要战斗下去,因此他留在上海,这在他死前的四天给台静农的信中,可见一斑。因此他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,他拿起“匕首”、“投枪”,也就是他所说的“轻伤不下火线!”

除此而外,好友许寿裳则认为“他大病中之所以不请D医开刀,大病后之所以不转地疗养,‘何时行与何处去’,始终踌躇着,多半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”,因为当时鲁迅的经济来源,只靠版税和稿费,而“所有仰事俯畜,旁助朋友,以及购买印行图书等费,尽出于此。但是版税苦于收不齐,卖稿也很费力”。

于是我们看到鲁迅一面与死神搏斗,一面却紧握手中之笔,写下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、《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》、《我的第一个师父》、《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》、《半夏小集》、《这也是生活》、《死》、《女吊》,以及七则《“立此存照”》。死的预感,没让鲁迅万念俱灰,却更添活力,这也是他的一贯“反抗绝望”的精神。在病情略有转机的深夜,鲁迅感觉到:“街灯的光穿窗而入,屋子里显出微明,我大略一看,熟识的墙壁,壁端的棱线,熟识的书堆,堆边的未订的画集,外面的进行著的夜,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。我存在着,我在生活,我将生活下去,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,我有动作的欲望。”临终前鲁迅的身影,是热爱人间的!!那是历史的真实!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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